第15节(2/5)

崇祯帝之死，死于内外夹击。他本来仍然可以不死，因为他还可以跑。宋高宗赵构逃跑时，连匹像样的马都没有，最终都跑成了。崇祯帝至少有御林军，有轿子，居然没跑出京城。

关于光时亨，野史中的形象，那是相当灰暗，只有轶事，显出格外的生动和有趣。

从个人禀性到为官处事，地方史对光时亨的看法，都与相关正史、野史迥然相异。据《桐城耆旧传》等地方史籍记载，光时亨为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进士，初授四川荣昌知县。这个时候，陕西流贼已经蜂起，天下大乱。县里有一帮热心公益的志愿者，筹集了一大笔资金为县城修桥。光时亨说：贼早晚要到，城墙破旧，应当毁桥买船，用修桥石来修整城墙。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，光县长果断拍板：稳定压倒一切，先抓维稳，后搞建设！城墙修好，流贼也来了。现在，城墙很坚固，河上又没了桥，流贼自认倒霉吧！

光先生的先进事迹，传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，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了他。面对领导的提问，光先生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。朱由检感动了——“当对时，上为起立注视者三。”领导一般都很矜持，现在居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，一遍又一遍地欣赏你，光先生真是太有才了！

朱由检的本意是自己迁往南京，留内阁等一班官员留守京师，但未能如愿。二月初一，大顺传檄到达御前，檄文有“将于三月十五日到达京师”之语，君臣上下甚为恐慌。二月间，大顺军刘芳亮等部已出河北，基本完成了对京师的包围，京师形势急剧恶化，朱由检安全南迁已困难重重。《明史·李邦华传》载，此时“邦华密疏，请帝固守，而太子监国南京。帝得疏，意动，绕殿而行，将行其议。中允李明睿，亦疏言南迁便”。可是，这个折中的南迁方案最后还是胎死腹中。

之间还会有第二次机会吗？

如果没有光时亨的反对，如果朱由检真的迁都南京，如果大明朝后与李自成或满清一方出现政治联姻……历史的万般假设，因为光时亨的出现，都成为泡影。无论如何，光时亨确实改写了历史。这位光时亨，究竟何许人物？

但在崇祯朝，李明睿是最能契合崇祯隐微内心的人，也是深受崇祯信任的人。崇祯十七年正月，崇祯帝“升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，管左春坊印”，破格将其由正六品提拔为正五品。

李明睿（1585-1671），字太虚，南昌人。虽然《明史》《清史稿》等均无其传，但他确是明末清初颇有影响的诗人、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，著名作家谭元春、吴伟业均出其门下。京师陷落后，李明睿一度进入李自成与满清政权，随后又南下加入弘光政权。

首都长期处于满清的兵锋之下，迁都南京既有必要，也完全可行，但这场南迁之议由于天启懿安皇后张氏的反对而作罢。这个女人，最初让他下定决心来当皇帝，最终又无形中让他死在了皇帝的宝座上。

光时亨家乡的史籍，则完全不同意这类损人不利己的说法。马其昶《桐城耆旧传》对光时亨总的评价是：光先生“少有俊识，敢决事，性不能容恶”。《桐旧集》记曰：光时亨“性刚直，独立无援，忌者以阴迁为名诬杀之。海内知其冤，莫不相向流涕”。《桐旧集》中收录的光时亨第一首诗，便是《南楼誓众》，完全是一个国难担当者的壮士形象：“人臣既委质，食禄当不苟。受事令一方，此身岂我有。即遇管葛俦，尚须争胜负。矧今逢小敌，安能遽却走。仰誓头上天，俯视腰间绶。我心如恇怯，有剑甘在首。读书怀古人，夙昔耻人后。睢阳与常山，不成亦匪咎。沥血矢神明，弹剑听龙吼。”

光时亨（1599-1645），字羽圣，号含万，桐城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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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十七年正月，李自成在西安称帝，遣兵东渡入晋，志在灭明，京师形势更加危急，明廷再起南迁之议。《明季北略》载，李明睿等奏请南迁，崇祯单独召见李明睿曰：“朕有此志久矣，无从襄赞，故迟至今。汝意与朕合，但外边诸臣不从，奈何！”

光先生的著名商标是“鸟人”牌，人称“洗鸟御史”。据说当年的内阁首辅温体仁，外面的形象很威猛，里面的形象却很猥琐。按照祖传秘方，光时亨每天坚持用“洁尔阴”之类给温大人冲洗阳物，直到大人活力再现。光先生为自己洗出了前进的道路，从县里调到了京城，把自己洗成了监察御史。

紧急关头，唯有南迁才是可用之策，崇祯朝的两次南迁方案，为何不能实行？除了朝廷对大顺军战略意图缺乏有效应对之策，崇祯帝困顿于政治顾虑外，便与光时亨等人的强烈反对密切相关。

桐城地方文史中的光时亨，实在太完美了。为什么完美，因为还有一段：“桐城岁用兵，又年比不登，漕米三年未缴清。布政下檄补征，民疲病，无以纳，公疏

周延儒罢相身死，陈演代为首辅。《明史》称陈演为人“既庸且刻”，事实上陈演聪明绝顶，他知道一旦崇祯“南迁”，他自己就会带队留守京师，下场不会比周延儒更好。皇帝“亲征”南迁的第一方案搁浅后，其后太子监国变相南迁的方案，同样遭到光时亨的阻挠。《石匮书后集》载：李明睿等奏请太子监国南京，而光时亨曰：“奉太子往南，诸臣意欲何为？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！”

对于李明睿的主张，光时亨肯定清楚其中的背景，知道这不是李明睿的个人意见。光时亨之所以仍旧有胆有言，同样有着深厚的背景，支持他的便是陈演。

内忧外患骤然升级的崇祯朝，“南迁”问题数度进入最高统治者的重要议事日程。所谓“南迁”，就是崇祯朝在京师难保的形势下，主动作出战略放弃，迁都南京。与历代王朝不同，明代长期实行“两京”制度，当年朱棣迁都北京后，仍旧保留南京为留都，并一直配备相应的中央机构。国家危难之际，“两京”制似乎又是明朝歪打正着的政治优势。崇祯十五年十一月，清军再次入塞时，朱由检想到了迁都。《三垣笔记》载：“上以边寇交织，与周延儒议南迁，命无泄。”

崇祯帝廷议时，李明睿曾援引宋室“南迁”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，提出只有“南迁”方有中兴希望时，《明史》称光时亨拍案而起，“以倡言泄密纠之”，并扬言不杀李明睿，不足以安定民心。

崇祯帝不是不想跑，而是事不顺心，最终跑不成。

唐肃宗即李亨，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，唐玄宗西逃时经马嵬驿兵变，李亨继位，后在宫廷政变中惊忧而死。崇祯内心并不愿唐玄宗、唐肃宗历史的一幕重演，光时亨此语，显然刺中他的心病，他最终无路可走，被迫死守京师，直至自尽。

但是，九月二十二日，陈新甲仍旧被斩于市。陈新甲死了，他带走了明朝的秘密，也带走了明朝生存的机会。战不能胜，败不能和，崇祯皇帝飘摇不定的心思，让他离死亡越来越近了。

四、守与走

尽管如此，光时亨却偏偏将矛头对准李明睿，拿皇帝的身边人和皇帝信任的人开刀。